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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联结,新时期的乡村探索
发布者:湖北三农网 新闻来源:湖北日报 发布时间:2018-11-19 浏览次数:122

    初冬时节,江汉平原最后一季晚稻收割归仓,万顷良田散发出丰收喜悦。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穿行垄上阡陌,问农民一年收成,发现同是农业大县的监利和公安,合作社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:监利的育秧工厂曾经率先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,如今风光不再;公安的三个合作社盘活农业生产三大要素,很快在全县推广。

    育秧工厂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,三个合作社调整的是农村生产关系,两者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。它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?它们的兴衰交替对乡村振兴有何启示?我们追寻二者的发展轨迹,解读它们的现实意义。

    【上篇】

    曾是政府的宠儿、农民的救星、资本追捧的对象,如今风光不再——

    七家育秧工厂停摆的背后

    11月12日,监利县黄歇口镇大兴村,大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0多个塑料大棚“泡”在水中,合作社老板万大发与妻子在大棚里打捞浮萍。这些大棚原来都是育秧大棚,今年改成虾棚。

    说起他的育秧工厂,万大发一脸沮丧:6个股东散伙,300万元投资打水漂,现在还亏欠几十万元,不得已,只好改行养虾。

    曾经红红火火的育秧工厂,被视作政府的宠儿、农民的救星、资本追捧的对象,如今风光不再。“全县48家育秧工厂,已有7家停摆。”谈起育秧工厂,作为培育者,监利县政协副主席、原农业局局长李家模脸上写满惋惜。

    育秧工厂解决历史难题

    2010年,监利县周老嘴镇农机员周振涛在塑料大棚中试验旱育秧成功,使机插秧成为现实,打通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的技术瓶颈。次年,他在县农业局支持下筹办育秧工厂,流转大量土地建基地做示范,同时为基地之外的农民提供从育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服务。

    周振涛的育秧工厂获利匪浅,在监利220万亩良田上炸了一个“响炮”。时值国家号召社会资本下乡,龙头企业、农资老板、农技员,甚至公务员都纷纷筹资下乡建育秧工厂。到2015年,监利全县育秧工厂已达48家,社会资本总投资超过7亿元。

    育秧工厂的出现,使“谁来种田”“如何种田”等历史性难题迎刃而解。

    监利县委组织部干部唐华山80岁父亲在三洲镇老家种田,每年到插秧季节就打电话叫唐华山回去插秧,唐华山不胜其烦。育秧工厂出现之后,唐华山请合作社代种,不仅解放了自己,费用还低。

    李家模列举育秧工厂带来的变化:

    全程机械化改变农民过去种田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劳累;社会资本对大规模流转土地趋之若鹜,土地流转活跃起来;有成千上万亩农田规模,育秧工厂直接向农资厂商低价团购,拉低农资价格,农民得实惠;大型烘干设备解决农民无地晒粮的尴尬;育秧工厂加工大米,注册商标,打造品牌,提升监利大米影响力、附加值。

    从一颗种到一粒米,水稻种植每一个环节,育秧工厂都能提供专业化、精细化服务,完全能做到“谷不落地,颗粒归仓”,生产力水平达到粮食生产历史高峰。

    “一增一减”进退两难

    从2017年起,育秧工厂开始走下坡路。除了停摆的7家之外,剩下的一些开始大面积缩减土地流转规模:黄歇口镇的“女粮王”毕丽霞缩小流转规模1300亩,程集镇的金草帽合作社从4000多亩缩减到2000亩,汪桥镇的刘应文放心粮基地从1000亩缩减到300亩……

    如此先进的生产方式,为何只火了几年就遇冷?

    “粮价逐年下降,单纯种田亏本”。这是育秧工厂老板们得出的一致结论。

    在种粮效益降低的大背景下,监利大规模推广虾稻综合种养模式,亩均纯收入3000元以上,比单纯种粮高得多。

    农业结构调整吸引农民与资本注意力。更多社会资本流向虾稻田,地租涨到每平方米1元,远高于种粮地租每亩500元。农民纷纷取消与育秧工厂的流转合同,收回农田,要么自己养虾,要么转租给别人养虾。

    一只虾轻松“吞并”一粒米。虾稻连作代替育秧工厂成为新的农业明星。

    尽管育秧工厂种植规模缩减,但服务规模逐年增加。

    以金草帽为例:机插秧服务面积,从2014年3400亩增加到2018年8100亩;给农户配送农资,从2014年100万元增加到2018年1000万元;飞机防治,从2015年2000亩增加到2018年20400亩;烘干储存粮食,从2015年300万斤增加到2018年4000万斤。

    土地流转规模减少,社会服务规模增加,这“一减一增”让育秧工厂进退两难——继续经营,风险大增;完全退出,难舍那点服务薄利。

    “三步走”计划落空

    “一增一减”同时出现在育秧工厂身上,说明了什么?“农民拥抱先进生产力,抛弃落后生产关系。”李家模分析,流转规模减少,说明育秧工厂模式不受农民欢迎;服务规模增加,说明先进生产力还是得到农民拥护。但先进生产力不会必然增加农民利益。

    李家模将育秧工厂与企业车间相提并论:生产线引进机器人等先进技术,并不会直接提升工人工资,相反会产生“挤出效应”——把工人从生产线上挤走,就像育秧工厂实现全程机械化之后把农民从生产环节上“挤走”一样。“农民是土地的主人,剥离农民主人身份,农业生产会遇到阻力。”李家模的观点在金草帽合作社得到印证:金草帽自己管的300亩基地,亩产1620斤粮食,农民代管的农田亩产1100斤,同样品种,同样方法,同样的田,只是种田人的身份不同,亩产相差500多斤。“田是他的田,谷不是他的谷,收多收少跟他无关,为减轻劳动量,农民撒肥打药时直接倒掉走人。”金草帽理事长周祖清对代管农民投机取巧无计可施。

    李家模认为,发生监管失控的原因是育秧工厂没有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,农民就“用脚投票”。“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,我们必须围绕人、地、钱生产三要素,建立农民、村集体、市场主体深度联结的利益机制。”李家模说,当初做顶层设计时他为育秧工厂制订“三步走”计划——合作共同体、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。合作共同体是专业合作社,为农民提供生产服务;利益共同体是把农民土地流转到合作社,农民得租金;命运共同体是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,以主人身份参与合作社发展。育秧工厂已经完成前两步,李家模离开农业系统后,第三步再也没有推进。

    李家模设想的“命运共同体”没在监利实现,却在公安县落了地。

    【下篇】

    村民变股民,一金变四金,利益调配使三个合作社如旋风般席卷公安乡野——

    令人期待的“利益共同体”

    2017年3月,公安县麻豪口镇沙场村率先试水,成立祥鄂土地股份合作社、民齐顺劳务合作社、和顺资本合作社三个合作社。与育秧工厂相比,三个合作社中的农民身份发生变化,村民变成股民,不再是雇工;收入除土地租金外,还有入股分红得股金,参与劳务得现金,外出务工得薪金;村集体也获得公积金与公益金。

    三个合作社将各方利益深度捆绑,构建“利益共同体”,受到多方欢迎。一年多来,公安全县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123个,劳务合作社72个,资本合作社5个,2019年可实现全覆盖。

    深度“捆绑”,重构利益机制

    三个合作社中土地股份合作社最重要,各方利益体现其中。

    以沙场村为例,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村民、村集体和明珠家庭农场共同入股组建,全村5791亩农田,每亩1股,总股份5791股,其中农户5491亩土地经营权占总股份52%,村集体300亩土地占总股份3%,明珠家庭农场475万元资本占总股份45%。

    收益分配上,农户和村集体享有“保底收入+盈利分红”,明珠家庭农场只参与盈利分红。保底收入即为土地流转费,每平方米每年1元,盈利分红由合作社从当年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并提取20%的公积金、公益金后,将净利润按股分红。

    民齐顺劳务合作社吸收全村在家劳力306人,主要承接明珠家庭农场、村庄环境整治、稻草囤积等劳务。和顺资本合作社由部分股民出资,注册资本100万元,为内部成员发展提供资金互助。

    2017年,祥鄂土地股份合作社总收入1456万元,扣除农户保底收入366万元、明珠家庭农场投入475万元、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31.6万元之后,农民分红69.6万元,村集体收入14万元,明珠家庭农场分红56.9万元,三方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利益。

    5组村民熊学亮以8亩土地经营权入股,保底收入每亩667元,共计5336元;分红每亩127元,共计1016元;养虾亩均3000元,总共2.4万元;劳务收入每天150元,共9000多元。一年下来,熊学良收入3.9万多元,比他自己种田高出3万多元。“以田养老,儿女不用操心。”熊学良全家都支持土地经营权入股。

    资本下乡,市场渠道到田

    引进市场主体,是三个合作社成功运转的重要一环。

    章庄铺镇欣荣村成立合作社之后与10多个市场主体洽谈,最后与鑫盛农贸牵手。

    市场主体下乡,看中的是土地规模,正如当年社会资本投资育秧工厂一样。不过育秧工厂是投资老板自己与农户谈流转,三个合作社是合作社先把土地集并之后再招商。

    先集并土地,后招商引资——典型的工业思维,降低资本下乡谈判成本。公安县先后引进广东四季绿、四川通威、正大集团等6个投资万亩以上项目,以及28个投资千亩以上的公司。

    公安县农办主任罗金海认为,育秧工厂投资重点在生产环节上,三个合作社同时注重生产与销售两端,投资者带着市场渠道下乡,省去合作社寻找市场的压力。

    社会资本下乡,市场渠道到田,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对接,农产品销得快,价钱还卖得好。金秋农业“阳光玫瑰”系列葡萄每斤卖到100元,四季绿把公安大米每斤卖25元,通威集团把斑竹垱镇的鲫鱼每斤卖40元、大白刁每斤60元,是市场均价的3倍。

    连锁反应,激活沉寂乡村

    “三个合作社把农村搞活了,前景令人期待。”罗金海掰起指头细数三个合作社的好处:

    农民增收明显,扶贫好帮手。加入三个合作社后,2017年公安全县5897人脱贫,8个省级贫困村摘帽。

    土地入股,村集体活了。斑竹垱镇双东村以207亩集体土地入股,去年保底加分红收入13.8万元。2017年全县集体经济过10万元的村有62个,过5万元的村占全县总村数的88.7%。

    现代农业风生水起。全县建成110个农产品标准化基地,葡萄种植11万亩,虾稻连作30万亩,特色种养比超过50%。“闸口小龙虾”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优质莲藕打开美国市场,“陆逊湖”甲鱼荣获中国展交会金奖。

    乡村治理底气足。省级贫困村青龙村以前负债累累,“手里无米,唤鸡不理”,村委会只算个“维持会长”。成立三个合作社后,村集体每年固定收入30万元,现在村里通知开会,村民“麻将一推都来了,生怕错过什么好事”。

    【观点】

    从育秧工厂到三个合作社——

    利益联结为双层经营体制注入新内涵

    风靡一时的育秧工厂风光不再,破壳而出的三个合作社风头正劲,它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?它们的兴衰更替对正在火热推进中的农村改革、乡村振兴有何启示?

    监利县政协副主席、原农业局局长李家模认为,同为农村专业合作社,育秧工厂主要是生产服务的合作,三个合作社是生产要素的合作,明显要高出一个层次,为加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新的内涵,符合当前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需要。

    荆州市农经局局长肖西根认为,构建新的统分结合机制,需要有全新的利益链。一是购买服务,如“育秧工厂”,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,农民或家庭农场向其购买。但是这种购买服务遇到结构调整或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,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”,育秧工厂现状已经证明。二是利益捆绑,如“三个合作社”的深度合作,这种利益链更牢固。

    按照公安县委设计,“三个合作社”全面激活农业生产三大要素——土地、劳力、资本,将农村人、财、物集中捆绑使用,利用全新的股份合作机制,打造农民、村集体、市场主体三方“利益共同体”。“把合作社打造成‘利益共同体’是大势所趋。”省农经局局长张清林说,农业中的合作社就像工业企业一样,是独立市场主体,是乡村振兴重要力量。